基因、语言等多方面论证楚国和苗族的历史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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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Yenl Jeex Daox、Dongb Yenf Dlib Bel

苗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自从神州东部向西南迁徙，历史中一直屡战屡败，又一直屡败屡战，至今在现代苗族的文化和习俗中仍坚持保留了许多十分传统甚至原始的成分，是灿烂多彩的中华文化中国的一朵奇葩。在研究古代苗族的文化时，必然要联系到楚族文化的关系，并进而追溯苗、楚的渊源关系。

对于古史传说时代南方的各氏族或部落之间的渊源关系，历来争论不休，史籍记载也扑朔迷离，不易分辨。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这些氏族或部落的活动范围大体相同，主要在殷周之世的荆蛮之地。荆蛮，乃以荆州的地名而得名，泛称居其地之各部落的民族，其核心区域主要是北以秦岭-桐柏山-大别山为界，东南以幕阜山为界、西南以武陵山为界的江汉平原。共同的生活环境，使他们产生共同的文化特征是不足为奇的。因此，荆蛮地区的楚民与长期生活在这一地区的苗族先民，在文化上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特别是楚建国之后，成为我国南方各族融合中心，强盛时曾统辖南方绵亘千里的疆土，群蛮、百濮、粤、群舒、庸、糜以及夜郎。滇、吴、越等古代诸族，皆受其统治。在风俗习惯以及文化上相互影响。因此，我国南方的现代民族，特别是苗族中，尚有不少楚文化的特色遗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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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楚核心区域和苗族历来的核心区域基本对应

说的再多，也需慢慢梳理，才能搞清楚。那么到底楚族到底和苗族有什么关系呢？下面，我们从基因、语言、信仰、丧葬、服饰、文学、习俗等十三个方面进行对比分析，来论证楚族主体和苗族人的历史关系。

第一、苗族和楚人的基因关系：基因上一脉相承

一个民族，两样东西不能创造，那就是语言和基因，其它的一切都可以杜撰：我们就从基因先开始分析。目前，人类生物学的研究成果，证明如今的苗族群体是最直接的楚人后裔（注意N9a这个类型与楚文化系统和如今苗族群体的密切联系），九黎，三苗，荆蛮、楚国、苗族可以说是一脉相承。也就是说，楚人是三苗的后代，是如今苗瑶人群的先人。以下资料出自《中国古代人群的mtDNA多态性研究》129页。

我们对该类群进行了Network 分析，并估计了共祖时间(图9)。 从这一时问判断，N9a(16111-16129-16223-16257A-16261)出现的时间可能是距今5000多年的新石器时期，结合上面的分布，很有可能就出现在长江中游江汉平原的大溪-屈家岭-楚文化系统的早期文化中，并随着后来的人口迁移，融入到汉族和北方的阿尔泰民族中去。在古史研究中，“苗蛮集团”这一概念即是用来指称上古时期存在于江汉地区的部族集团，而先秦典籍中频繁提到“三苗”则被认为是苗蛮集团的主体，同时现代的苗瑶同源并与三苗有直接的亲缘关系，是三苗的后裔。《史记五帝本纪》中记载:“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意即三苗的活动范围在今湖北、湖南、江西一带。而《战国策.魏策》中也有描述:“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意即三苗族的活动范围是在伏牛山以南、长江中游以两湖平原为中心的广大地区。不少学者认为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屈家岭的新石器文化系统为三苗或其先民的文化(34-3)]。从N9a以及前面的一些单倍型分布上同样可以看出，古代悬棺群体（古楚地人群）同江汉地区现代群体尤其是苗瑶群体存在诸多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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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古中华部落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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尧舜禹伐三苗之战

第二、苗语与楚语的异同点：苗语可以解释古籍中记录楚国国名的由来

一个民族，两样东西不能创造，那就是语言和基因，其它的一切都可以杜撰。因此，了解一个民族的历史只有语言和基因最可靠。先秦时期的楚人与中原的华夏人是不一样的，中原人根本听不懂楚语；孟子说楚人许行是“南蛮鴃舌之人”,《左传》记“县门不发，楚言而出”目的就是让中原人听不懂。古文献有不少楚语言的记录，这些楚语词多半是苗语词汇。

比如：田,《经典释文》说，楚人称“田”叫“陵”；而今苗语的中部方言南部土语区仍将“田”发音为“陵”，部分地方的苗语称“田”为“两”或“里”也是“陵”之转音。《方言》载“杀者，楚谓之贪”，今苗语“杀”的发音为【da(哒)】[2]，系是“贪”的转音。楚语称“藏”为“揞”，苗语称“藏东西”为【ye(夜)】，亦含“音”之音。《楚辞·湘夫人》的“捐余袂兮江中，遗余褋兮澧浦”，多数学者将“褋(dié)”译作“裙子”，而今苗语仍称“裙子”为【die(褋)】。

在《方言》一书中，扬雄对楚国荆扬之鄙称呼兄为“膊”的原因未详。其实，苗语对兄的称呼就是“膊”或“包”“荆扬之鄙”乃苗族先民曾居住过的地区，此称谓乃苗语无疑。此外，还有不少意义相同或相似的词汇，如楚方言的“革“、”耆” （音垢，意为老者），“孀”（音游）“惕”（音羊，意为游玩），“戾”（音雷，意为到达）， ”泄、戏” （意为休息）“陂” （音比，意为山），“缴”（意为多）等，与苗语的音义皆相同。

更有趣的是，关于楚国国名的来源，此前有多种说法。但是新发现的“清华简”中的《楚居》（由楚国史官所写）给出了另一种解释，苗语却可以解释清楚。据《楚居》中一段对楚先君鬻熊的记载：鬻熊的妻子妣厉，生子熊丽时难产，剖腹产后妣厉死去，熊丽存活。妣厉死后，巫师用荆条（原文中为“楚”）包裹其腹部埋葬。为了纪念她，后人就称自己的国家为“楚”。这种在湘西苗语中可以得到语言上的佐证，湘西苗语中，荆和楚这两个发音，都是草、荆条的意思，意思就是荆也就是楚，楚也就是荆，都是荆条的意思。

如果把古文献的楚语词汇一一抄录，研究一下与苗瑶语的关系，肯定是别有一番有趣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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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简《楚居》

第三、楚国的族源和苗族的关系：同源同种共同文化

在中国，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摇篮，夏商周三代是我国古代文明的重要发生和发展时期。这三代的文明，奠定了中国古代文化的传统。正当夏商周三代文明在黄河流域发生和发展时，长江中下游也发展起了农业文化，它同黄河流城一南一北，同时发展着我国的原始文化。而苗族的先民都是创造这一地区文化的始祖。

从考古学类型来说，楚文化与大溪文化、屈家岭文以及相当于龙山文化阶段的青龙泉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据考古发现长江中下游新石器时代的文化类型繁多，极其复杂，它表明在这一地区多民族居住的特点。同时也表现了文化上的创造和交流十分兴旺以及在各古代民族形成自身的灿烂文化过程中互相渗透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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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天辟地

楚族是多元的，在黄河、长江流域远古先民的长期交往、争战与融合中，终于在荆楚地区形成有共同语言、共同经济生活、共同文化和共同心理素质的楚族。

但是，楚族的族源来自何方，或者原本就是楚地土生土长的民族，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楚之先世居淮水下游，与奄人徐人等同属东国。……熊盈当即鬻熊，盈鬻一声之转。熊盈族为周人所压迫，始南下至江，为江所阻，复西上至鄂。

那么当时的人群怎么看？春秋时期，诸夏各国都把楚人当做蛮夷，如《公羊传·僖公四年》：“夷狄也，而亟病中国，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南夷指的就是楚人。《左传·成公四年》：“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楚虽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此处有人认为说的是宗族，也有人说是异族，但从”南夷与北狄交“这句话来推断，很明显不是说不同宗族，否则北狄也是不同宗族么？可见当时中原华夏的诸侯国向来视楚国为非华夏族的南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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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国北攻华夏

那么而楚人自己是怎么认为的？《史记·楚世家》记录：三十五年，楚伐随。随曰：“我无罪。”楚曰：“我蛮夷也。今诸侯皆为叛相侵，或相杀。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熊渠甚得江汉闲民和，乃兴兵伐庸、杨虿，至于鄂。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乃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如此例子较多，有一些学者认为楚人是负气或者出于别的目的这样自称，结合外族对楚人的看法，可见并非负气和其他目的，楚人经常自称为蛮夷，是知道自己族群所属的。

早在20世纪二十年代末，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就认为“楚本蛮夷，亦即淮夷”。淮夷即楚人，即蛮荆，……淮徐荆舒每连言，必系同族，且为殷之同盟。后来在《殷周青铜器铭文考释》、《金文丛考》等书中，又明确认定楚人即“熊盈族”。胡厚宣在《楚民族源于东方考》一文中进一步提出“楚之始祖为祝融”。 范文澜的《中国通史》中说：“楚国就是苗族的国家”。

翁家烈认为，古代北方学者所称谓的“苗民”，是指中原以南即长江中、下游地区从事传统水稻农耕之民，这些学者以文史杂糅为手段，说大禹“遏绝”了“苗民”。由此，“苗民”改称为“蛮”，即中原之南的“南蛮”、“荆蛮”，“楚蛮”，通称“蛮夷”，因此“蛮夷”即“苗蛮”，这就是楚国的建国民族和主体民族。周谷城在其《中国通史》指出，楚人之自称“蛮夷”。此外，还有许多学者认为楚人属于苗蛮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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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期楚国的疆域

第四、苗族与楚国的信仰崇拜：凤鸟图腾崇拜

鸟图腾崇拜，是楚与苗族先民的共同特征。楚人崇敬凤、鸾。有人认为凤凰就是祝融的化身；《白虎通·五行》记载：祝融者……其精为鸟，离为鸾。也有人认为：驩兜也为鸟名，驩兜即驩头，又作驩兜，也称丹朱，古文作鴅熠。《尚书》注云：鴅应为鹏。人面鸟喙而有翼”就已说明驩兜的鸟图腾崇拜。图腾的产生，一般与其始祖有关。原始人深信每个氏族都与某种动植物或无生物有亲缘或其他特殊关系。该物即成为该氏族的图腾或者是保护者的象征，并受到全氏族的崇拜。苗族人民认为自己的始祖是洪水泛滥时兄妹婚配而繁衍的后代，其中又提出了卵生的始祖传说。特别是在黔东南地区流行的《十二个蛋》、《枫香树》、《妹榜妹留》或《蝴蝶妈妈》等古歌里，提到了巨鸟“科啼”、“乐啼”卵生天地和“继尾”、 鹊宇”，或“基宇”孵卵繁衍苗民的经过。至今苗族在衣服，装饰（头饰、首饰）以及刺绣花纹等工艺造型上仍多以鸟为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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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族锦鸡舞

黔东南妇女盛装戴各种头饰或者其他饰物，其中有一种类似展开的孔雀式的银角或鸟形头饰，每根角端还缀上一束羽毛。男子多以羽为头饰插在头上。六枝的苗族男子用锦鸡尾羽一束二三尺长插在头上，一般用一根白色鸡毛。现在，男子多短发，不戴头帕对也将羽毛插在芦笙上作为装饰。鸟图腾崇拜在服装上也有不少迹象可寻，如黔中地区苗族妇女的饰物一一背牌，就有表示“雀鸟眼”和“鸟翅膀”的挑花图纹，“鸟翅膀”正好在双肩部位。黔东南和大苗山有用白色羽毛饰边的“鸟衣”，以及各地苗族妇女的白褶裙，展开后就象孔雀开屏。苗族鸟图腾崇拜在口耳相传的古歌或民间故事中更是屡见不鲜，此处不再赘述。至于楚族的鸟图腾崇拜，不少出土文物有所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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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国凤鸟鼓

江陵县望山一号墓（战国时代的楚墓）出土了彩绘木雕小座屏和木雕彩漆双凤虎座鼓，就有明显的反映。小座屏全器长51.8厘米，高15厘米，厚仅3厘米，却雕有蛇、蛙、鹿、雀（或凤）等五十五个动物，构成一幅互相争斗的画面。图象布局对称，若从中间分开，两侧为相同画面。图象以背身向下俯冲呈啄蛇状的鸟（或雀、凤）为中心，下面有两条蟠结成一团的蛇，蛇头伸向两面，咬住两只奔武梅花鹿的前肢。两边各有两复凤，咀唧蛇，爪攫蛇。两侧汇合的双风共唧一蛇，双爪攫二蛇。座屏底座和两侧边框上都有动物（主要是蛇）浮雕。有的蛇正伸头咬住欲逃的蛙。整个图象以鸟（或凤或雀）为中心，它是唯一的胜利者。双风虎座鼓是形象对称的一对凤凰足踏虎背。双凤的身上系着一个双面鼓。双凤踩在虎背上仰首高鸣。得意非常，而猛虎却驯服地卧在下面，任鸟在背上踩踏．从图腾角度分析，两件文物构成了鸟图腾与蛇与虎图腾争斗的胜利。这是楚国强盛历史的真实写照。原始社会以鸟为图腾的氏族很多，但在同一地区居住的氏族，同为鸟图腾崇拜，其关系非同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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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苗族与楚国的巫文化：尚巫，巫者地位高

楚国的巫官文化可谓源远流长。它继承了九黎与三苗的巫教。古史传说时代的颛顼可能是蚩尤部落的一个大巫或宗教主，在蚩尤战败后曾归附于黄帝部落。当时，被黄帝征服的九黎族仍信奉巫教，杂拜鬼神。于是，黄帝便命颛顼逼令其原九黎部落顺从黄帝的教化。嗣后，三苗延续了九黎的巫教。据《吕刑》载： “三苗昏乱，相尚听于神”。楚人继承了巫教，盛行巫风，祭祀鬼神。巫在楚国地位崇高，巫师行术，必用巫歌、唱禁咒辞。古藉上对荆楚地区祭鬼活动的记载甚多。在《楚辞》中也有不少记述。王逸《楚辞章句》：“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祀，其祀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汉书·地理志》载：“楚地……信巫鬼，重淫祠”。《隋书·地理志》记载：大抵荆州率敬鬼，尤重祠祀之事”。顾炎武也说：“湘楚之俗尚鬼，自古为然”。后来居住这一地区的苗族也是如此，据湘西《永绥厅志》记载：统计苗族祭鬼活动有七十堂之多。

另记载：苗族在农暇时渔猎所得，也要先祭鬼而后食。苗族有谓36神，72鬼之说，但实际上认为鬼神无处不在，无所不有，信奉万物皆有灵都可附有鬼神。更由于无力对抗疾病和灾难，只有祈求于鬼神。苗族觋辞连巫师也不甚了了．可见觋神辞门类甚繁，多达百余种，用对偶句唱述。与《楚辞》用于祭祀的《九歌》有相似之处。楚国的《九歌》是屈原把楚国民间祭祀时由主祭和巫师所唱的迎神和送神等祭歌加工改编而成的。苗族的一些觋辞可能就是屈原所作《九歌》的一部分原型。苗族觋神辞的内容有用于祭祀祖先的，如接龙、椎牛、椎猪、鼓藏节。有驱邪祛病的敕水咒以及盟誓洗心、早魃求雨、择吉占卜、相命等。 《楚辞·招魂》与苗族的招魂巫辞也有直接的传承关系（此后有文章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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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国壁画

巫在楚国地位之崇高，由“王孙圉论楚宝”可见一斑。楚国大夫王孙圉出使晋国，赵简子问他：楚国把一块叫做“白珩”的玉佩当做国宝，有多少代了?王孙圉说楚国从来不把白珩当做国宝，楚国真正的国宝有三样，第一是观谢父，第二是左史倚相，第三是一片叫做“云连徒洲”的广野。观谢父是当时楚国至高无上的大巫，他被奉为国宝，可见巫在楚国的地位高到什么程度了。昭王不明了天地之事，要请教观谢父;不明了祭祀之事，又得向观谢父请教。观谢父向昭王指出，祭祀的作用是“昭孝息民，抚国家，安百姓”。观谢父“能作训辞，以行事于诸侯”，可见他的地位已在卜尹之上。

楚国的公族子弟，也有身为大巫的。如曾任申公的屈巫，字灵，灵是巫的别陈。在庄王、共王之世，申公是最大的一位县公，地位与司马相近。

楚国灭亡后，苗族虽然没有形成封建国家，但一些地区性的组织中，苗族的巫师，无论再湘西、黔东南、地位都很高，往往会是一方的首领，或者地区内重要的人物。苗族巫师地位高还体现在，在苗族神判之中，苗族的理老往往也是巫师，既是通神的人员，也是维持社会秩序的法理代表，在议榔制度（类似于古代方国会盟）之中，还是重要的主持者。

第六、苗人与楚人的神话传说：共同是始祖传说

楚国奉女娲为开天辟地之神。苗族则传说伏羲女娲是兄妹，为洪水泛滥后仅有的幸存者，人类就是由他们兄妹繁衍而来。有关女娲的事，殷周时尚不多闻。到了战国时期，也就是楚国强大时期，广为流传，大概是由于楚国的扩张而广泛传播，成为后来汉族和其他许乡少数民族的人类起源故事。有关伏羲的传说最早载于《易系辞》：“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包牺氏即伏羲。名字的称呼形式与苗族相同。苗族称男人时前面常常加一个“po44”（黔东南舟溪话），或“po35”（养蒿话，音译为“包”或“膊”，意为兄或哥）。苗族至今还存有祭祀祖先时使用的始祖兄妹的木雕像，虽然各地苗族对兄妹的名字称呼有伏哥伏妹、伏羲女娲、姜央兄妹、央公央婆、两相两芒（葫芦兄妹）、傩公傩母等各有不同，但皆指同一始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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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羲女娲图

第七、苗族服饰和楚国服饰：化妆艺术、审美情趣、服装艺术一致

先秦时期，楚人极为重视服饰之美。其服装丰富多彩，美妙绝伦；“楚冠”素为世人所重，独具特色，被称为“南冠”。《国语·鲁语下》说：“楚公子甚美”。韦昭注：“美，谓服饰之盛也”。《战国策·秦策五》姚宏释楚服为“盛服”。同时，楚人服饰在形体制式上亦别具风格。据《战国策.秦策五》所载，在淮阳人吕不韦贾般邯郸中说；“异人至，不韦使楚服而见,王后悦其状，高其如，曰：“吾楚人也’。而自子之。乃变其名曰楚”。鲍彪注：“以王后为楚人,故服楚制以说(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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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国服饰（注意左边的那个小陶俑，人物头上的卷型发饰，形似牛角，下一张图可对比）

作为“苗的楚国'(范文澜语)之遗裔,苗族服饰现今就仍保持并发扬了楚人“短衣、彩衣、椎髻、喜佩饰”的“盛服”的传统。这里根据考古文物和民族学材料,分别就化装艺术、服装艺术几个方面作比较。

化装艺术上，《楚辞·大招》有“粉白黛黑,施芳泽只”的作法，即脸上涂白粉，再以一种青黑色的颜料(黛)绘画眉毛,俗称“打胭脂粉”。现在黔东南凯里、黄平、施秉等地的苗族妇女，仍盛行一年四季打胭脂的古老习俗。结合湖北托陵雨台山楚墓(M932:3、M186:7)，等出土侍者木俑均用墨、朱、白粉装饰五官的现象，足见打胭脂粉确是当时楚人实际生活的反映。固然过去许多民族都擦过胭脂粉，但今盛传不衰此俗的似乎仅为苗族所见，不能不说是个渊源有自的民族审美心理意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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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族服饰

服装艺术是楚人服饰与苗族服饰比较的重点。楚冠作为首服的总称。其实包括有许多形制,如其中的“鹖冠”，是以熟鸟羽毛为饰的帽子，在冠的左右插两只鹖尾。据说此鸟与雉相似,有毛角.勇敢好斗,有“斗死不却”之美名，故以其羽为冠，当是取勇猛不屈之意。《真隐传》载：一个号称鹖冠子的楚人，,隐居幽山，衣披屡空，旧孔的羽毛做成帽子，因此而名声远扬。有人认为河南信长台楚墓MI彩绘锦瑟的图案中，巫者头戴鸟首而后为鹊尾形之帽即是第冠。这种羽帽使我们想到贵州六枝、水城一带“小花苗”的锥尾羽冠,以及黔东南、湘西苗族由羽冠演化而来的银凤冠(冠上镂刻有生动的凤凰或锥或孔雀)。楚人和今苗族都盛行鸟崇拜,头戴羽冠无疑有着源内心确定性的崇鸟意识和价值指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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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的苗族服饰（短衣）

楚人的衣型，综观考古资料与文献记述，共有长、短两式。其中短衣似为普通百姓之衣，十分盛行，诚如《史记·叔孙通传》所说：“服短衣楚制”。而长衣主要限于君王大夫之类有身份的人穿，实际上就是袍一类的礼服。这在刘熙《释名·释衣服》中已说得明白：“袍，大夫着,下到附者也。袍，苞也，苞内衣也，妇人以绛依衣裳，上下连，四起施，亦曰袍，义亦然也”。又《淮南子·各俗训》说：“楚庄王裙衣博袍”。现苗族衣型也主要有长、短两式，前者如袍，目的在于苞住内衣；后者如夹衣、层衣、漱衣，一般外面用围腰或飘带拴系并资作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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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国服饰

从形态构造看，楚人上衣主要以右社为特征，即衣领直连左右襟，前襟从左面掩向右面，在胸前相交,左襟压住右襟,在右腋下挽结。今苗族也主要盛行右枉服，尤其是黔东南一带，以右社为特征的服装触目皆是。此外，苗族传统服装的无领、无纽右衽、直裙；有领、无纽对襟、直裙以及有领、无纽右衽、曲据等形态特点，与考古发现楚人上装的基本形态特点完全相同。

在制作方法土，楚人与苗族均保持着较原始的“缝合型”，特征，服装构型多采用规则的对称几何图形剪裁而成的布片进行缝制，袖管、衣体宽大。有的甚至系整块布料做成,如江陵马山Ml出土的衣服，惟在衣料上部左右剪开，上部叠成双袖，下部左右内折成两襟，后领内凹，前领略凸，双袖平直，

两襟对中，腰身与下摆等宽，下摆设缘与领同宽。这种以整布为衣的制作方法，现今在川黔滇方言及黔东方言苗族中仍普遍流行，其花披肩，花衣形贯首服的缝制，均用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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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平苗服的银鸟饰

整休上、苗族传统上衣和楚人上衣都表现为一种宽松无怜纽的大款式，穿着时常呈直据特征；为使衣服贴身、美观,往往要用束带拴系。这样就成了曲据式。区别惟苗族束带多以丝织花带作饰；而楚人则有丝带和草带之别，前者为女性专用，后者多为男性所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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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的楚国蟾座凤鸟羽人 

苗族服装纹饰得助于楚苗“巫官文化”的流风滋润,同样表现出了鲜明的巫文化特色。如苗绣中的诸多神人骑驾龙、凤飘游于云气、神庙之上的“飞升”、“羽化”图案;与楚人服装纹饰中以龙凤为主体并伴以云气纹的表现形式’,人物驾龙升天图案,以及楚人好衣绛衣和翠衣(翠鸟衣)与苗族喜尚彩服并佩戴鸟羽等,无不体现出南方巫道文化所特有的“秉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庄子语)的精神风貌、思想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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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族百鸟衣

第八、苗族文学与楚国文学：苗语可解释部分汉语解释不通的楚辞句

楚人的文学与苗族的民间文学也有共同之处，特别是格式上有共同点。楚辞《离骚》用楚语、作楚声、记楚地、名楚物，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屈原的《离骚》是“述已之始生，以至壮卜大，迄于将终……称古帝、怀神山、呼龙虬”，放言遐想。有人说，屈原在沅湘之间九年，行吟泽畔，《离骚》之作是篇千古奇文，是他的代表作。楚辞体的诗歌，传统称为“骚体”，其特点是喜用古代神话和传说，创作上具有浪漫主义色彩，时常用楚国方言并运用了楚语的双声叠韵和重叠字。骚体诗较多地运用“兮”字来调节诗句的节奏或用作语助词。运些风格特点与苗族口耳相传的古歌几乎完全相同。苗族的《加》（最古老的一种诗歌，即贾理jax lil），是苗族神话、史歌和故事汇集的结晶。《加》长达一万多行，诗句中常有提问或回答，从开天辟地开始，人类起源，各种种自然现象的产生，民族迁徙和发展……内容丰富，活泼动人。在其内容方面，则与楚辞《天问》有相似之处。《加》的开头便提出“哪个生来最早啊？”慢慢追间到苗族传说的姜央、修纽、火耐、剖帕、府方等，一直唱到“雾罩生白泥，白泥变成天，雾罩生黑泥，黑泥变成地”。“天和地相粘，地和天相连。两块厚东东啊，相连在一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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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族的“天问”（节选《苗族史诗

《天问》全篇长三百七十四句。主要内容是针对宇宙未形成以前和形成以后天地之间的各种自然现象，神话传说、历史事实等提出一百七十二个疑问。先从宇宙问起，然后就天上的日、月、星、辰发问，再就地理知识发问。从古代的传说和历史一直问到楚国。全篇层次、条理非常清楚。苗族的《加》与之有相似之处，可能是其原始素材之一。楚辞的《九章》，屈原被放逐时的作品，也有不同认识，若按旧的排列则为《惜诵》、 《涉江》、 《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桔颂》、《悲回风》，其中《涉江》一说为屈原被放逐，过长江、洞庭湖到溆浦路上所作。从鄂渚（武昌）到溆浦时，而舍舟陆行，从枉渚到辰阳，叉复东至溆浦。一路之上，除重叙诗人的政治理想，还描写了一些景物，用楚国方言、地名，如鄂渚、沅、湘、方林，枉渚、辰阳、溆浦等。楚方言如“运”即转， “长铗’’即长剑， “辛夷”即木笔，“坛”即中庭等。其中还有些楚方言，如“乱曰”苗语意为’“论”或“论是非”，《离骚》与《九章·涉江》等篇都有“乱曰” 作诗句的结语，译成白话文时一般译成“尾声”，可能不妥。按苗语的含意应译成“论日”、“按道 理说”较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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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

又如《怀沙》的“沙”用汉语解很难通，但用苗语译成“歌” （湘西苗语“沙’’为“歌”），《怀沙》即 抒发心中索挂怀念之歌。除此之外，楚辞的《九歌》，应 该是楚国的民间宗教舞歌，王逸在楚辞章句里说： “九歌 者，屈原之作也。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佶鬼而 好祀，其祀必作歌乐鼓舞以乘诸神。屈原放逐，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词鄙陋，因此作九歌之曲”。朱熹在楚辞集注中说： “原既放逐，见而感 之，故颇为更定其词，去其泰甚”。王逸或朱熹的注释，都说明《九歌》是集民间祭祀歌之精华。苗族先民的祭祀歌中，除祭祀祖先和对世界万物溯源外，有一些内容是表示人 民对幸福生活的憧憬，向往，或对爱情的追求，恋爱中的欢乐与痛营等等与生活结合紧密的事物。在祭典或欢宴时，多由巫师主唱，有的称为“酒歌”，边喝酒边唱歌，或者边舞边歌。《尚书·伊训》称九歌“恒舞于歌，酣歌于室”。《诗经》载： “坎其击鼓，宛丘之下，无冬无夏，值其鹭羽”。九歌虽是巫歌，但其内容不全是歌颂神明的，还有不少人世间的故事，既和祭神有关，又和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人与神之间，由既歌且舞的巫觋来沟通。这些都与现今仍盛行于苗族地区的祭祀活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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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国巫师

第九、苗人与楚人的尚武精神和武器比较：尚武、喜用弩

楚人与苗族同有尚武精神。楚人认为五年不出兵算是莫大的耻辱，死后见不得祖先。因此有楚好战之说。这与古代蚩尤“尚利好杀”嗣后被人们视为“战神’’的传说不无关系。与苗族的“三十年一小反，六十年一大反”也有些相象。苗族尚武，一是传统文化影响，一是出于自卫。历史上千百次的征讨和反抗，促使苗族人民世代相传习武之术，其中不乏楚之遗风。武术，又称国术，是中华民族健身护体之术。历史上各民族间的争斗，加强了武术之发展。现在很难区分那些套术创始于哪个民族。但现今苗族的武术，仍具有自己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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芭莎苗族

一件战国时期出土的弩机，从望山前后到钩牙和悬刀的边棱上面铭刻了六十六个字，该弩机是目前见到铭文最长的弩机。铭文内容摘录于下：“二十九年，秦攻吾，王以子横质于齐，又使景鲤、苏厉以求平，并令尹作弩五千，矢卌万与之，重丘左司工辰作四千又卅五。戊午，以重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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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图的楚国弩机上的铭文

对于这个史实，《史记·楚世家》中的记载是：“二十九年，秦复攻楚，大破楚，楚军死者二万，杀我将军景缺。怀王恐，乃使太子为质於齐以求平。”《秦本纪》中的记载为“（昭王）七年，拔新城。”这件弩机上的铭文却为这段历史展现了一段不为人知的内容：楚怀王还派遣景鲤和苏厉前往秦国讲和，并割重刃等地以及九千零三十五把弩和四十万矢镞赔偿给秦，才赎回秦国掠夺的青铜、丝帛、奴隶和新城。由此可见楚国用弩机非常普遍，且制作比较精湛，甚至可以作为替代的战争赔款。

苗族先民“不畏猛毒，出入持刀，负弩，农隙即以渔猎为事”。苗族的刀和弩是生产工具又是武器，很早就已自制。相传，苗族人民当男婴出世后三天，即称其体重，并按重量将亲友馈赠或早已储备的生铁冶炼后埋于土中。每年生辰之日取出再炼，年复一年，直到十五六岁时才将铁打成佩刀带在身上，谓之“苗刀”。因久炼成钢，质地坚固。这种刀的外形与楚国出土的刀相似。苗族使用的弩，与楚国的弩也极相似。弩的产生，原出于楚。据说是出自孤父，后来传至楚琴氏，再向外传。在长沙发现很多弩机，可证楚地乃生产弩的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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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地区苗族弓弩

第十、楚人和湘西苗人色彩崇尚的对比：尚赤色

楚俗尚赤。《墨子·公孟篇》说：“昔者，楚庄王鲜冠组缨，绛衣博袍，以治其国，其国治。”其中“绛衣“就是赤色的衣服。建筑和器物也以赤为贵，如《国语·楚语上》记伍举说，灵王所筑的章华台有“彤楼”之美，韦昭注云：“彤，喂丹楹。”楚人尚赤之风，相沿不衰。江陵的马山1号楚墓，相对年代是战国中期，出土了大量衣衾，图案繁缛，色彩鲜丽，而以赤为主色。各地楚墓出土的漆器，黑底朱彩，绝少例外。淮阳的楚车马坑，相对年代是战国晚期，从中发现了多面战旗，全是火红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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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服尚赤

苗族好五色衣，衣裳斑斓，虽有红、黑、青、花、白等多种苗族支系，但分布在原楚国旧地苗族东部方言，又被称为红苗，同治版《永绥县志》卷六中将湘西苗族统称为红苗。衣带用红者为红苗清严如煜《苗防备览》风俗考，衣带尚赤红主要是指所用的花带以赤红色绚丽图案居多。还有种以穿赤红衣者为红苗的说法。赤色、红色文化是荆楚文化在当代苗族中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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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族东部方言服饰

第十一、苗族和楚人餐饮文化对比：食稻米、尚酸辣

《史记·货殖列传》称楚越之地“饭稻羹鱼”，稻和鱼是楚人食料的主体。至今南楚各地，仍称“鱼米之乡”。楚人的主食，基本上以稻为大宗，当时除江汉平原盛产稻谷外，洞庭以南的广大地区，都是楚国的谷仓，所以《史记·越王勾践世家》称：“雠、庞、长沙，楚之粟也。汉代枚乘的《七发》记录：楚苗之食，安胡之飰抟之不解，一啜而散........此亦天下之至美也，用楚苗山的稻米做饭，或用菰米做饭，这种米饭抟在一块就不会散开，但入口即化。楚人副食以鱼为主，辅以各种禽兽和家畜肉。

苗族聚居区中的黔东南、大湘西、广西地区的苗族同胞，也是以稻米为主食，鱼肉为副食，这直接就是延续的楚国饮食文化；而散居在大西南的其他地区的苗族，有些由于地理条件因素，无法长期食用稻米和鱼，但在祭祀祖先的时候，很多地区的苗族则必须由稻米（需是糯米）和鱼。可见这部分苗族好保持着楚国富饶，“饭稻羹鱼”的祖先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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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族同胞在收稻

再则楚人饮食中，最有特点的就是尚酸、尚辣（当然楚人还没有辣椒，那时以姜为辣）、好饮酒。楚人尚辣，好椒姜之食。《招魂》云：“大苦醎酸，辛甘行些”。马茂元等《楚辞注释》注云：“辛，椒姜之类辣味。”《离骚》云：“杂申椒与菌桂兮，岂维纫夫蕙茝？”姜亮夫《屈原赋校注》注云：“申椒，大椒也。”马茂元等在《楚辞注释》中注云：“椒，香的木实，即花椒。”“申，春秋时国名，后并于楚。”可见，楚人不但普遍吃椒，而且出现了名牌产品“申椒”。楚人尚辣，世代传承，今世已广及国中，尤以两湖为甚。关于苗族饮食尚辣我就不多赘述，苗族所分布的云、贵、川、渝、湘、鄂西，全部都是善食辣之地区。

再则是尚酸。《大招》云：“吴酸蒿蒌，不沾薄只。”王夫之《楚辞通释》注：“吴酸，吴人善罨诸菜，若蓑荷蒿蒌之属，皆盐藏令酸，用以和脍。”这就是所谓“菹”。《淮南子·本经训》云：“煎熬焚炙；调齐和之，适以穷荆吴甘酸之变。”高诱注云：“二国善醎酸之和。”大凡吴楚人皆喜酸味，于肉食中也往往加上一点。”皆盐藏令酸，目前苗族还有这种中法，比如腌菜（vob mangk）、腌鱼的做法依然如此，苗族嗜酸，都上了中央电视台的《舌尖上的中国》了。虽然食稻米、尚酸辣或许有地域性之别，但如今湖北地区也只是保留了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这个区域相对来说尚酸辣了，其他非少数民族区域，吃辣的情况较少了，这也是一个有意思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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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族腌鱼（酸辣味）

第十二、苗族和楚人的节庆习俗对比：端午、尝新遗存

诸民族节日各不相同，有的经过互相影响逐渐统一，楚国的节庆风俗多不可考，但有的则仍是某一民族固有的传统节日。五月初五的端阳节，本来是荆楚人的浴兰节，《大戴礼记》日：“五月五日，蓄兰为沐浴”。《楚辞》曰：“沐兰汤兮沐芳华”，故谓之沐兰节。又谓之端午，四民踏百草，采艾草悬于门上以解毒气。这一天，竞渡和竞采杂药。后来，成为纪念屈原投汨罗江，并以投粽子祭祀。苗族至今以五月五日为节，举行仪式，挂艾草、喝酒踩鼓舞、龙舟竞赛，向江水中投食等活动。现在几乎全国都过端午节，有的以龙舟竞赛作为主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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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族龙舟节

此外，《中华全国风俗志》记录说，（湖北武昌）每年下至后逢卯日，名曰过半年，亦曰吃新。俗谚曰：乡里人两餐荤，过了年望吃新。亦农夫之典也。所谓吃新者，庆新谷已萌也。摘新谷一穗，归而荐之祖。恐是楚人遗俗，楚人民间对此节日应是非常重视，如同过年，与如今苗族卯日过吃新节几乎别无二致（笔者家乡是摘新谷两穗，仅此区别，也是非常重视，如外面打工者，有时汉年不回家，但卯日吃新节必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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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族尝新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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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族龙舟节

第十三、苗族与楚国的丧葬文化对比：头朝东

文章以丧葬文化为结尾，是考虑到丧葬文化往往是一个民族族源的密码核心，楚族和苗族的关系密切？那么丧葬文化是否也是如此呢？

苗族与楚族先民的古代分布，主要在长江中下游广袤地区。据考古资料证明，长江流域存在不少农业部落遗址，如湖北郧县青龙泉、京山屈家岭、巫山大溪等遗址，有大量的生产工具和稻种等出土，另外还石斧、石锛、石凿、网坠、鱼钩、箭镞、纺轮等渔猎工具。此外，新石器文化的湖南澧县、常德西部白马湖以及四川眷井沟、湖北宜昌杨家湾等地遗址，文化上与之有着密切关系。尤其是所体现的丧葬文化，非常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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泸溪河畔楚国崖墓葬

楚族、苗族的葬制多为土葬，但在山区亦有利用崖洞作墓葬的习惯。如1980年在江西贵溪县泸溪河畔发现了一批战国崖葬的楚墓。墓里有37具棺木和大批文物。崖葬墓在苗族居住的黔西北、黔中、黔东南，黔北等地也有发现。悬棺葬，多葬生前有影响的苗人。两种葬式都有发现。有一座崖墓葬曾发现过十多具棺木的苗族墓，与泸溪河畔楚国崖墓葬有类同之处。

贵州格凸河苗族悬棺

而关于土葬，《新序》卷一所记楚人接待秦使的场面是这样的：“昭奚恤发精兵三百人，陈于西门之内。为东面之坛一,为南面之坛四,为西面之坛一。秦使者至,昭奚恤曰:“君客也,请就上位东面。令尹子西南面，太宗子敖次之，叶公子高次之，司马子反次之，昭奚恤自居西面之坛。”所谓“上位东面”，就是坐西面东的尊位。楚人以东向坐为最尊，这是由于日出东方，尊者自应面日而坐。从出图的楚国墓葬中来看，高规格的楚国公族的墓葬，几乎都是头向从东。墓向与头向一致，也从东。按照宋文公《楚国风俗志》的说法，楚国公族的这种做法是因为其祖先在东方，因此灵魂返祖，故而头朝东。

苗族的土葬多行横葬，坟墓头朝东，脚朝西，看着东方的故乡，苗族周围的侗族、布依族则无此习俗。这个和屈原在《九章·哀郢》中写道：“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所写的这种根深蒂固的民族心理表达得更加生动真切。而且苗族丧葬中，还专门有巫师唱诵《指路经》，引导逝者回归故土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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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族指路经

总结：总体上共祖同文化

根据以上的论述，可以推想苗族先民与楚族先民在族源上是同源的，曾经长期的共同生产生活，产生了彼此相似的始祖传说、图腾崇拜和文化、习俗。后来楚族日益强盛，尤其在建国以后，在原有的基础上创造出辉煌的楚文化，其中不少是中华古代文化中的精华，近年出土的楚文物甚至使今人都赞叹不绝。楚国灭亡后，楚国北部的多数楚人逐渐融入新生的汉族中去了，而楚国灭亡后南逃和西逃的楚人，大部分就成现在苗族群体的一部分，我们可以推想，楚之公族王族的后裔有可能还存在于苗族某一个支系之中。然而此后苗族先民却经历了极大的历史坎坷，不断迁徙，对苗族政治、经济、文化等发展影响很大，甚至出现退化，居住地区极其分散，不能形成统一的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社会发展极为缓慢，至今尚保存着不少历史的文化残迹。使我们得以借此与楚族文化比较，探寻数千年前楚、苗先民历史文化发展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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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部分源于网络

图片：主要源于网络

本期编辑：东银西博